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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儒林外史》艺术特色有哪些

《儒林外史》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,成书于乾隆十四年(1749年)或稍前,现以抄本传世,初刻于嘉庆八年(1803年)。那么《儒林外史》艺术特色有哪些呢?

《儒林外史》
《儒林外史》

1、结构。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。虽然它一般被归类为长篇小说,但它的结构却与人们平常所说长篇小说的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小说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,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;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,引出一些新的人物,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。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,就不再出现,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,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。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,它以明代为背景,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,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,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整部小说有着统一的情节线索: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;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;第三十三回以后,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,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,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;最后以“市井四大奇人”收结全书,与第一回遥相呼应。

2、白描。《儒林外史》通过精确的白描,写出“常见”、“公然”、“不以为奇”的人事的矛盾、不和谐,显示其蕴含的意义。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:“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,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。”言犹未了,一个小厮进来说:“早上关的那口猪,那人来讨了,在家里吵哩。”通过言行的不一,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。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,范进先是“退前缩后”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。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,一双象箸,他还是不肯,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,“方才罢了”。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,正着急“倘或不用荤酒,却是不曾备办”,忽然看见“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”,心才安下来。真是“无一贬词,而情伪毕露”。

3、讽刺艺术。《儒林外史》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。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,张灯结彩,鼓乐喧天,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,满堂有知县、学师等官员设祭,庄严肃穆。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,“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,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,捉着,一个一个往嘴里送”。把崇高、庄严与滑稽、轻佻组合在一起,化崇高、庄严为滑稽可笑。

4、美学风格。《儒林外史》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。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、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,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,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。周进撞号板,范进中举发疯,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,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。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,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,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。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,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,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。

5、人物塑造。《儒林外史》人物形象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原型,加以艺术的锤炼,使之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。在此时,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经不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原型,而是成为了一个艺术形象。《儒林外史》人物形象的创作主要运用了纪实、剪辑、集中、综介、变形、理想化等方法,并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。吴敬梓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为基础,运用这六种创作方法,创作出了高士王冕、名士杜少卿、真儒虞育德等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。然而在吴敬梓将生活中的人物采撷到作品中,将生活原型创作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,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,即是对真儒虞育德、庄绍光等理想人物的塑造上,表现出不重才学重品德的倾向。在人物塑造上,《儒林外史》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。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实为最高原则,即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,写得符合真情实理。就是反面人物也常有可取之处,而不是脸谱式描绘。小说中许多人物性格处于流动发展状态,和现实生活十分贴切。如范进、荀玫因地位升迁而变异,匡超人、牛浦郎因受环境污染而变色。吴敬梓笔下的人不是定型的,也不是单色的,而是杂色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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